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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社会不仅以人际边界感保护生活方式选择的自由，还通过消费主义为青年们提供了各种生活选项。市场经济为我国带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让大城市成为消费主义的沃土。鲍曼指出，在消费主义时代，“无聊”不允许存在，消费市场和消费文化为人们寻找生活乐趣提供了多种选择，使人们不得不为被兜售的生活方式买单。王宁发现，随着满足实际需求与彰显意义表达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追求情感和兴趣的消费变得越来越重要。诸如电子游戏、嗜好、旅游、娱乐、文化等消费都属于兴趣消费的范畴，年轻人越来越愿意为兴趣买单。本研究访谈也证明，一些小城青年确实是因为兴趣消费而更喜欢一线城市的生活。以留在上海的受访者为例，他们认为，这座城市为发展兴趣爱好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想学习技能、买最新的产品、看最前卫的展览，在上海都能实现。相较之下，

　　另一方面，也有受访者认为自己选择返乡是出于对家庭责任的承担，是在权衡自身需求和家庭经济情况后做出的理性选择，不是对父母的无脑服从。访谈资料表明，这类受访青年显然在自己与家庭、大城与小城之间进行了细致的比较。他们反思自己的职业偏好，认为专业相关的工作并非真正的兴趣所在，或者说自己的工作不是非大城市平台不可，家乡也有合适的选择。相比机遇，大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和难适应的生活环境更令人困扰。而辛苦供养自己长大读书的父母逐渐老去，未来会更加需要帮助和陪伴。他们既担心“子欲养而亲不待”，也明白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家庭经济状况，不足以让他们和家人在大城市守望相助，父母更不愿离开故土去往大城市开启新生活。所以，回家工作是既不委屈自己，也能更好承担家庭责任的最佳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独生子女在面对家庭责任时更加无从选择，他们强调独生子女责任约束对返乡择业决策的作用。如受访者所言，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自己是父母的责任人，为了能够及时照应，应该多考虑回家乡择业。在本研究的案例中，有独生女已经开始履行照料义务。她原本在一线城市工作，但作为家中支柱的父亲突发重病，而初入职场的她还没有将父母接到大城市的能力，所以为了更好地照顾父亲，只得返回E市工作。她的例子引人深思，虽然对于大多数受访者来说，他们的父母还是身体健康的中年人，但是在职业起步阶段一旦面临突发状况，独生子女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风笑天的研究指出，“80后”独生子女的父母在2023年后进入高龄老年阶段，将直面养老困境。本研究的案例则表明，不仅是养老，独生子女家庭的亲子牵绊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存在，青年子女很可能因家庭责任而陷入自主却又“别无选择”的择业困境。

　　上述案例也反映了当下青年人的一种普遍困境。她们这种看似消极的“躺平”决策，实则源自社会加速变化带来的焦虑和恐慌。在社会日新月异的转型期，人们的日常生活被迫持续加速，生命自主性被削弱，工作中的个体被异化为机器，生活中的个体在消费主义营造的无限欲望中获得虚假快乐。因而，“躺平”是青年用以抵御加速社会的主动减速，是一种在结构性压力之下的主体性撤退。被访者的观念决策调整，正是对市场话语体系的抵抗，她们明确地意识到无止境的竞争、内卷对人的异化和都市社会充斥的消费主义陷阱。当她们发现自我实现在高压之下显得虚妄又渺茫时，便决定不再闯荡，选择回到没有被消费主义侵蚀的熟悉家乡，找一份稳定不内卷的工作，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全面降速。

　　一方面，有的受访青年认为性格是不适合闯荡的主要原因，恋家是印刻在血液里的东西。但分析他们的表述会发现，所谓性格不适只是他们对自己厌恶未知挑战、面对不确定性时退缩的一种合理化。他们表示，自己虽然喜欢大学所在的一线城市，却也明白大城市生存压力大、留不住，只想回到家乡尽早安定下来。在这类青年人的话语中，安定感不可能来自大城市的独自漂泊闯荡，而只能来自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环境，来自不会担心裁员失业的稳定工作。这种对确定性的迷恋，在突发事件到来时变得更加坚定，家乡成为真正的避风港。相较于那些留在大城市的E市青年，这些青年虽未彻底丧失对专业兴趣的追求，但深刻认同自我实现必须在风险可控范围内，要让位于安稳生活这个主要目标。

　　另一方面，还有青年将没有信心留在大城市闯荡归因于体验不佳的大学经历。根据访谈资料，两位受访青年在大学阶段并没有确定自己的兴趣方向，也没有找到适应劳动力市场规则的方法，所以直至毕业都非常迷茫。在缺乏足够的自我实现诉求的情况下，大城市生活在他们眼中的危险远大于诱惑，回家上班成为最稳妥的选择。LM36从小就是优等生，但因为高考发挥失常，未能报考自己喜欢的专业。由于对所学专业的不喜欢、不适应，他的大学生活一直浑浑噩噩、不在状态，直到毕业后才下定决心跨专业读研。但这时，他对未来的希望已经简化为“考个好考的研，然后回家上班”。郑雅君归纳了进入精英大学的小镇做题家的两种模式，其中一种就是“直觉依赖模式”，这类青年沿着旧有的习惯踏实学习，不会针对性地为求职积攒履历中的可用资源，到毕业时只能在迟疑中被动选择一条自己能力够得着的出路。以下两个案例中的青年就是如此，他们进入大学后很快失去了目标，既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也没有找到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在临近毕业时恍然发现自己已然错失了许多为留在大城市做准备的时机。站在择业的分岔路口，他们只能凭借自己最擅长的应试考试能力，回到家乡考公考编。

　　其次，我国当前的文化结构中传统话语、单位制话语以及市场话语三大体系共同在场，构成了E市高学历青年合理化择业决策的意义之源。其一，中国传延千年的传统话语体系经久不衰，印刻在国人遗传密码之中，与家相伴的安定乡土生活是它的象征。代际伦理话语是传统中国最核心的价值准则，亲权与孝道责任持续作用于人们的观念与行动。熟人社会话语所规范的以人情关系为主的处事方式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今天E市人的日常生活。其二，我国计划经济历史造就的单位制话语体系仍然存在，依靠国家庇护和行政分配的思想深入人心，稳定与低竞争的生活是它的象征。其中，国家依附话语概括了体制内个体依靠国家庇护、极度厌恶风险的特征；而行政分配话语则是体制内个体依靠行政机制获取回报、排斥激烈竞争的写照。其三，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话语体系对个体观念与行动的作用越来越大，自主、不确定的现代都市生活是它的象征。强调个人理想抱负的自我实现话语、主张不断提升能力和优胜劣汰的契约竞争话语，以及提倡人际边界感的趣味生活的都市社会话语，都是市场壮大带来的文化后果。东部一线城市作为市场经济先锋，成为最能彰显市场话语的地方。

　　再次，青年个体会结合自身境况做出相应的择业决策，并选择文化结构中的不同话语来合理化其择业观念。人是身处于由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青年人对某种话语的偏好或排斥反映了他们观念背后的深层次文化结构。在这个意义上，离乡与返乡的本质区分在于话语选择的不同。离乡去往大城市的青年以自我诉求为中心，主要选择市场话语。他们大体分为两类：一类青年拥有专业兴趣领域的理想抱负，为了提升自我价值甘愿接受风险挑战，他们拥抱市场的自我实现话语和契约竞争话语，主要选择大城市的体制外工作；另一类青年被市场话语体系中的都市社会生活话语吸引，追求人际有边界、生活有趣味的都市体验，厌恶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但也偏好单位制的压力小和生活安稳话语，倾向于在大城市中寻到“铁饭碗”。返乡回到小城工作的青年倾向于向外界寻找支持与庇护，更加偏好和选择传统话语与单位制话语。他们也可分为两类：一类青年习惯迎合父母的期待，更多考虑家庭境况，主动承担孝道责任，或是依赖熟人关系网络发展事业，他们更亲和传统代际伦理与熟人社会话语；另一类青年因为糟糕的大城市工作经历或不佳的大学体验，对内卷竞争的职场和高消费的都市生活心生抵触，因此更接纳传统话语和单位制话语，选择回到家乡并主要从事体制内工作。

　　最后，回到本研究的最初问题：谁是“闯荡的料”？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奔向现代化的征途中形成了现代性与教育的双重象征秩序，它们为来自落后小城镇的年轻人构建了一条理想路径，即努力学习—接受高等教育—到现代大都市生活，离乡闯荡似乎成为高学历小城青年的最佳择业方向。然而，本研究的资料证明，今天中国的高学历小城青年并非都是离乡闯荡者，相较社会经济结构要素下的必然，“闯荡的料”更是一种文化选择的偶然。对于他们来说，在急剧变迁的时代和复杂交织的话语体系中确定人生的意义，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困难，但也更为重要。阎云翔曾指出，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是个体相继从家庭和国家中脱嵌的过程，在国家卸下包办就业的责任后，当代个体主观上成为自我依赖、积极竞争的进取自我。按此说法，制度层面个体化的青年理应摆脱传统和单位制话语的影响，成为市场话语的拥趸。但是，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一部分小城青年仍然认同并接受传统和单位制的话语元素，选择将自我与家庭、乡土以及国家重新嵌合，从中寻得择业这个“自主”决策的意义锚点，在不确定的时代找到个体的避风港，不愿离乡闯荡。只有那些接纳市场话语，将个人理想抱负与生活追求置于首要位置，也有能力和条件去自主创造全新人生的小城青年，才能成为“闯荡的料”。